兩會前夕，政泉控股控訴北大方正高管腐敗的糾葛以多名高管被帶走、北大空降校內官員接任的結果暫告一段落。

　　今年2月，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到方正集團總部調研并強調，方正不能倒，不會倒，也不允許倒。方正集團能否順利過關，尚需時間驗證。但顯而易見的是，在特殊時期創辦的富有中國特色的大量校企，當光環日漸褪去，業已成為教育領域反腐重點;之后，其未來的發展更加迷茫。

　　分化的校企

　　高校辦企業，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

　　我國高校創辦企業萌芽于20世紀50年代，起步于80年代。上世紀80年代，全民經商大潮來襲，“十億人民九億商”，肩負教書育人重任的高校也未能免俗。

　　隨著時代的發展，校辦企業的作用也由初期學生的實驗、實習場所逐步過渡為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重要陣地。

　　2003年，全國高校校辦產業實現利潤總額過億元的11家大學，其所屬產業當年實現利潤2665億元，占全國高校校辦產業利潤總額的62.22%。

　　但十多年后，校企的規模并未有大的增長。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等部門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高等學校校辦產業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國489所高校3478個校辦企業的資產總額為3190.26億元。其中，排名前20位的高校資產總額就高達2500多億元，而北大、清華兩所高校的校辦產業資產分別高達近千億元和超700億元。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校辦企業整體的狀況似乎并不理想。北大、清華“兩家獨大”，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高校辦企業的整體挫敗。事實上，除了北大方正、清華紫光等一些出身于名校的企業，其他校辦企業大多不為人所知。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大學前副校長陳保善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廣西的校企發展不是很好，上世紀80年代有過高潮，但2000年以后學校控股的企業已經比較少了，更沒有發展特別好的校企涌現出來。

　　中科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校長朱清時介紹，他在擔任中科大校長時，學校曾經成立過一家名為科大創新的企業，“但問題出來得很快，企業被發現有作假行為，后來公司的總經理被判了刑。之后我們總結經驗，發現高校不適合辦企業。”

　　重重的弊端

　　“那些年的校辦企業是一個誤區。北大方正的例子就是一枚重型炸彈，讓大家一下子驚醒。”朱清時坦言。

　　高校的文化、背景等和企業都不一樣，將兩者強行結合，即涌現很多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向記者表示，讓高校的人出去辦企業，本來就行不通，以北大為例，“北大的人考試都很厲害，成績可以很優異，但出去經商就是另一回事，需要遵守商業規則”。

　　該教授也表示，在方正部分高層被帶走之前，校方在方正的控股比例并不高，掌控力不強，存在“一些人利用北大的名義經商搞開發，謀取自己利益”的情況。

　　“就方正而言，北大不可能管得那么細，因為它是商業化運行的。但如果是商業運作的話，里面的問題就太復雜了。”朱清時表示。

　　在陳保善看來，“大學辦企業有利于科技成果轉化”的觀點，其實是一種誤區。因為高校主要應負責先進技術的研發，而成果轉化就像接力棒，需要一棒一棒傳下去。“現在一步就到了企業，這之間就有很多環節缺失。”

　　消失或轉型

　　事實上，高校辦企業是另一種“中國特色”。我國的校辦企業與美國硅谷的教授辦企業也大不相同。

　　“國外大學辦企業的例子很少。學校的主業是教育，企業與學校的分工有明顯區分。”陳保善指出。

　　朱清時介紹，他當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時，高校并不搞校辦企業。事實上，國外學校辦企業有嚴格規定，而此前國內普遍參照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創辦企業的模式，也并非宣傳所述。“斯坦福的很多教授都是出去后辦企業，這與學校直接開辦企業有明顯不同。”

　　那么，中國特色的校企，未來該何去何從呢?

　　朱清時認為：“校辦企業肯定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也就是說，高校不應該辦企業，高校的成果應該放到社會上，按照商業模式運行。

　　陳保善則認為，在現有情況下，把校企改成私企是一條最佳途徑，“學校只需要從源頭保障權益，把源頭管好就行”。具體到北大方正，他認為學校就應該退出來。

　　“當然，退一步說，學校如果真的要辦企業，必須按照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辦，要把科研人員和企業分開，同時保證科研人員的應得報酬。這樣才可能把校辦企業搞好。”陳保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