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三審稿，為劇毒、高毒農藥的使用加了一道“緊箍咒”：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材。

　　“這是食安法實施6年以來，首次明確提出在蔬菜、瓜果等的生產中禁止使用劇毒農藥。”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首席專家吳永寧說，其實，在蔬菜、瓜果等農產品中禁用劇毒、高毒農藥，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業部門的規章。“過去是在有關部門和國務院的相關條例中出現，這次上升到了全國人大立法層面，體現了我國對劇毒、高毒農藥嚴厲監管的決心。”

　　蔬果農藥殘留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一直是公眾的巨大擔憂。此次法律修訂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將產生哪些影響?

　　一問：是否會全面禁止生產劇毒農藥?

　　對于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三審稿，很多網民發出疑問：既然是劇毒農藥，為何不全面禁止生產?

　　農業部農藥檢定所所長隋鵬飛對過去11年中農業部門處理的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進行梳理后發現，有六成發生在種植業，其中又有近七成是因農藥使用不當而引發。

　　劇毒農藥對于人體和環境的殺傷力是巨大的。以2008年禁用的劇毒農藥甲胺磷為例，它曾是一種廣譜高效殺蟲劑。但實驗證明，幾十毫克甲胺磷就會導致大鼠胚胎毒性，中樞神經系統發育異常。因此，有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建議，應全面淘汰劇毒農藥并規定時間表。

　　不過，農業部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全面淘汰劇毒、高毒農藥尚不可行。因為地下害蟲、線蟲、倉儲害蟲等病蟲的防治，目前還主要依賴高毒農藥。新農藥的開發周期長，短期內難以找到理想的替代品種，全面禁用劇毒、高毒農藥，不利于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

　　“在發生蝗災等嚴重病蟲害或瘧疾等重大疫情時，一些農藥品種猶如‘殺手锏’，可以用于迅速控制災情、疫情，因此難以全面淘汰，只能逐步禁止。”吳永寧說。

　　“10年前，高毒農藥在農藥中占比近30%，現在還不到1.7%。”隋鵬飛說，目前，個別高毒農藥還無法被替代，如用于糧食倉儲等的藥品以及處理急發、爆發問題的藥品等。“這類農藥如果規范使用還是安全可控的。”他說。

　　二問：能否攔住劇毒農藥流入農田?

　　通過立法能否管住多年來劇毒農藥不斷流入農田的難題?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從農業部到全國各個農業大省的監管部門，一直都在對劇毒、高毒農藥下各種“禁令”。例如，《山東省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規定》中就提出，將實行劇毒、高毒農藥實名購買等制度，容器、包裝物也要回收與集中銷毀等。

　　但時至今日，記者發現，劇毒、高毒農藥違規用于果蔬并未禁絕：2015年，有消費者在食用了產自海南的西瓜后出現嘔吐、頭暈等癥狀，執法人員抽檢發現9批次含有國家明令禁止銷售和使用的高毒農藥“涕滅威”;2013年，有媒體曝光，山東濰坊市峽山區有農戶使用劇毒農藥“神農丹”進行大姜種植;2013年，有環保組織在北京等城市的中藥材上檢出高毒劇毒農藥……

　　記者在一些農藥店看到，店家在銷售時，對于一些明令禁止或限制使用在果蔬上的農藥，通常不會對農戶進行解釋與提醒。而一些地方推出的農藥購買“實名制”，在實際中也難以落實。

　　皖北一糧食主產縣農委農業行政執法大隊負責人表示：“由于農藥店點多面廣且消費群體龐大，監管起來很困難。”

　　對于農民而言，決定他們選擇購買哪種農藥的是兩個現實因素：哪個更有效，哪個更便宜。然而，便宜、高效往往就意味著高毒。

　　“現在病蟲害很多，沒有農藥哪能行?”安徽省五河縣小圩鎮的農民馬興告訴記者，他擁有20多畝田，一年買農藥花2000元，僅一季糧食作物除蟲就要打四五遍藥。“沒人教，一種農藥打了沒效果趕緊換另一種，有時也會用高毒的。比如，小麥生了食心蟲，用低毒農藥打不死，我就托人買了20多瓶高毒農藥，打了果然效果好。”

　　專家認為，如果法律通過審議，未來的關鍵還是如何落實。馬興說，這么多年高毒農藥之所以沒有禁止生產，一是農民種植有需求，相關部門和企業沒有開發出可替代的低毒農藥;二是政府部門沒有服務、監管到位，農民都是靠個人摸索，隨意使用。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李季介紹，在不少國家，打農藥需要特別的許可，而且農藥包裝上的使用范圍和使用濃度，有很強的法律效力。他建議，未來特別需要加強對田間地頭的有效監管。

　　三問：如何監管農藥殘留超標?

　　買了蔬菜先用鹽水泡半小時，有“蟲點”的蔬菜才是好蔬菜……在不少消費者看來，農藥的殘留問題已經成為舌尖上的頭等大事。家住上海的李女士告訴記者，尤其是易受病蟲害侵襲的葉類蔬菜，如何解決農殘超標的問題，是很多消費者最關心的事。

　　吳永寧說，解決農殘超標還得從源頭抓起，真正落實高毒農藥購買實名化、全流程追溯。同時，在全面淘汰劇毒、高毒農藥尚不可行的現實情況下，國家對低殘留農藥的鼓勵和支持不可或缺。

　　此外，專家表示，對于我國農藥殘留標準的設定要進一步完善。雖然我國《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中規定的農藥最大殘留限量標準達3650項，但與國際相比還存在差距。農業部負責人曾介紹，目前美國農殘標準有1.1萬個，日本肯定列表則有5萬多個。

　　吳永寧說，我國農藥殘留標準與國際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一是標準設定方式不同，例如不少可用于蔬菜的農藥，我國只規定在葉菜、瓜菜類別中的用量，而歐盟和美國是一個蔬菜一個限量值;二是我國確實有一些農藥的標準尚未制定，而現在還正在搜集大量的數據，進行暴露量分析。“應積極與國際接軌，檢驗檢疫、農業和食藥等部門需要擴大標準的覆蓋面和數據庫。”吳永寧說。

　　同時，隋鵬飛也表示，有農藥殘留不代表農殘超標。事實上，在停止使用農藥一段時間后，農藥殘留是可以降解到安全標準范圍內的。

　　四問：農產品種植如何戒掉“藥癮”?

　　多位專家指出，中國作為農藥生產、使用的第一大國，單位耕種面積化學農藥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2.5倍以上。

　　近10多年來，農藥的濫用嚴重污染環境，破壞了農田的生態平衡，并導致害蟲的抗藥性不斷增強，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制約。農業病蟲害日益嚴重，農藥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越來越差，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如何引導農戶不濫用農藥?李季建議，對于農藥的限量使用需要疏堵結合。一方面，要限制高毒農藥的使用范圍;另一方面，要出臺補貼政策，鼓勵使用生物農藥、低毒低殘留農藥。例如，在歐洲做生態農場，監管部門會認定其是否為環境友好型，如果是就會給予補貼。

　　此外，監管體制也亟待理順。有專家介紹，在美國，農藥登記、殘留標準的制定以及風險評估，主要由環保部門負責;管理和檢測主要是農業部門;執法的是食品藥品部門。幾個部門之間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有利于產生良好的監管效果。

　　專家提出，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如果是由一個部門從立規與執行一管到底，既對信息公開和監管造成障礙，同時也難以真正評估管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