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到2017年是科技計劃管理改革中項目的調整期，政府應該想辦法在過渡期保障對現有項目的經費支持。”復旦大學校長許寧生道出了一線科研工作者的心聲。

　　2014年，科技體制改革重拳頻出，特別是《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簡稱改革方案)的出臺，被稱為近年來科技改革的最大動作。

　　此次改革將近百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整合成五大類。那么，在新的科技計劃體系下，對基礎研究的支持是否會被削弱?其經費總量和管理渠道有無變化?

　　針對科技界的擔心和疑慮，科技部部長萬鋼給大家吃了一劑“定心丸”：不僅不會削弱，還必須加強。“基礎研究作為提升國家源頭創新能力最重要的載體，是高新技術的源泉，是科技創新的上游，在新的科技計劃體系中將得到進一步加強和系統支持。”在今天召開的主題為“加強基礎研究與自主創新”的香山科學會議上，萬鋼明確表示。

　　基礎研究不能也不會放緩

　　“《改革方案》提出要‘三個面向’，首先強調的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來布局科技計劃，就是要支持基礎研究。”萬鋼說，此次改革提出，政府重點支持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前沿、社會公益、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動。而基礎研究就符合這一特點，是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領域，政府資助是義不容辭的。

　　改革還提出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進行全鏈條創新設計，統籌銜接基礎研究、應用開發、成果轉化、產業發展等各環節工作。“在全鏈條的創新設計中，基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萬鋼說。

　　“我國的基礎研究在內生和外在的雙重動力下，實現有加速度的發展。”談到我國基礎研究發展態勢，自然基金委主任楊衛表示，我國基礎研究正呈現“數量發展與質量攀升相同步、研究型大學與中科院發展相同步、國內發展與國際融合相同步”的發展態勢，中國基礎研究的動力發展體現在這“三個同步”。

　　但楊衛也坦承，我國基礎研究引領世界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比較而言,高技術與應用開發追趕的速度會更快。“我國基礎研究可能最晚達到引領世界。但一旦引領，將持續很長時間。我們要通過幾代學術人的努力才可能迎來原始創新能力的整體躍遷。”

　　“基礎研究有著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楊衛說，在我國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基礎研究要實現“持續動力發展”，需要全面統籌、前瞻謀劃。

　　新體系下，支持將更加系統

　　“基礎研究在新的科技計劃體系中將得到進一步加強，科技計劃優化整合后，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將更加系統。”科技部副部長侯建國表示。

　　改革提出全鏈條設計，那么，鏈條前端的基礎研究與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是什么關系?對此，侯建國解釋說：“改革后的五大類計劃中，其一是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著重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以面上部署為主，強調學科均衡發展，支持人才培養和團隊建設，增強源頭創新能力，其創新成果也是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大科技問題凝練的重要依據。”

　　對基礎研究支持的另一個渠道——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侯建國說，改革之后，973、863、支撐計劃等納入其中，優化整合后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將更加聚焦國家目標，著重支持戰略性、基礎性、前瞻性重大科學問題、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研究。

　　侯建國透露，根據改革方案，為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加強國家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將專門設立基礎研究類重點專項。基本思路是：對于方向性的重大科學前沿，要突出科學目標，進行前瞻性布局，搶占科學制高點;對于事關國家發展戰略的基礎研究，應更加體現國家意志，著眼未來國家競爭力，進行戰略性部署。

　　基礎研究類重點專項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重大科學研究類專項，指的是2006年以來已經組織實施的納米、干細胞、蛋白質、發育與生殖、量子調控和全球變化等6個重大科學研究計劃，其組織實施方式和管理機制較為符合改革精神，在適當完善管理機制后，可繼續實施到2020年。第二類是依托大科學裝置研究類專項。第三是重大科學前沿與學科交叉類專項。這類專項圍繞方向性、戰略性的重大科學前沿進行前瞻性部署，支持一批可能產生顛覆性技術的原始性創新、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發展。第四類是面向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基礎研究類專項。這類專項面向未來的農業、能源、信息、資環、健康、制造等國家發展的重要領域，進行戰略性、前瞻性部署，培育未來發展新的增長點，堅實未來發展的科技基礎。如石墨烯、腫瘤與免疫、氫能源等重要科研基礎性工作，積累和豐富科技資源庫。

　　“基礎研究類重點專項將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保持合理比重，穩定一批長期服務于國家目標的基礎研究隊伍。”侯建國說，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基礎研究類重點專項將保持合理的比重，能夠基本穩定原973計劃的主體專家隊伍。

　　此外，基礎研究還將在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基地和人才專項中有所體現。

　　板凳不會越坐越“冷”的

　　“基礎研究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投入不足。”清華大學孟安民教授的話代表了大部分與會人員的觀點。他建議，國家層面應有個總體規劃，考慮應以什么方式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一個在這次會上被反復提及的數字是，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比例才不到5%，與OECD國家普遍20%左右差距較大。對此，萬鋼明確表示，將繼續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同時撬動地方和企業的資金。“我們要調整財政經費投入結構，引導地方大幅度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重，鼓勵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爭取‘十三五’期間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楊衛認為，可從三個方面努力提高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一是抓總量，力爭到2020年基礎研究投入強度能夠達到R&D的10%或 8%;二是調結構，增加中央民口財政經費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三是要謀效益，有所為有所不為。

　　沒錢不行，有錢也并非萬能。與會人員紛紛表示，應抓住改革契機，解決長期阻礙基礎研究發展的“老大難”問題。

　　被提及最多的是評價機制。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于淥說，目前“數論文”的評價方式不利于基礎研究發展。與此相關的是，他認為這一評價方式尤其不利于年青人的成長。

　　“年青人來了三年后，如果不能建成自己的實驗室，不能有高影響因子的文章，你就拜拜。這非常影響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于淥說。

　　這涉及到與評價體系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即競爭與穩定支持的關系。于淥認為目前穩定支持不夠：“我知道物理所的一個非常成功的研究組，每年的運轉經費大概需要250萬元，為此，他們需要向十個不同的來源爭取經費，向十個不同的老板匯報。”

　　“我們現在高校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其他科學研究，總體來說，投入多以競爭的方式，很難使科學家在一個領域里長期坐冷板凳。” 教育部科技司司長王延覺說，在一個領域里拉長項目周期，就是一種穩定支持，要解決當下靠不斷申請競爭性經費來攢余糧、穩團隊的后顧之憂，形成基礎研究容錯和敢于冒險的條件保障。相關專家認為，雖然要增加穩定支持，但也不能回到30年前大鍋飯的狀態，要實行動態管理。

　　對于與會專家提出的建議，萬鋼表示，改革方案提出，要“優化資源配置，需求導向，分類指導，超前部署”。基礎研究就是國家的重大需求，面向未來發展就需要有預測、有研判地進行超前部署;基礎研究與前沿技術研究、產業化及應用示范等科技活動是不同類別，在實踐中就需要按照其規律特點建立相應的管理規定。他最后也特別強調，要遵循科學研究的探索發現規律，營造良好條件和寬松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