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軒(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管理創新與評估研究中心主任)：在現有的評價體系下，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科研人員特別忙碌。

 

　　庫爾特·維特里希(上海科技大學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中國現有的科研評估體系，對已有的結果強調太多，這使很多已有過一些成就的科研人員壟斷了研究的大資金，而且科學家們也會一味地追求大項目、大資金，從而忽略了科學研究本身的意義--并非只有大項目大基金才能帶來大結果

 

　　戴維·斯維尼(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研究、創新與技能處主任)：簡單地量化考核，或者過于狹隘地將科研成果定義為對現在經濟價值的影響，這使科學家們不再為了好奇或者是追求卓越的科學而研究

 

　　趙東元(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科研的評估是很復雜的體系，因為科學是真理，很難用數據衡量。我認為最需要改變的，是科研評估必須關注未來，關注年輕人，給他們更好的成長土壤

 

　　汪小京(上海紐約大學副校長、紐約大學神經科學教授)：將高影響力的論文發表作為科研評估標準，在過去曾經給中國的科學發展帶來很大推動作用，但在中國科研整體有了比較大的發展時，高影響力的論文標準已經不再適合

 

　　科研評價，不應只著眼于“眼前的成功”，更應注重發現“有潛力的年輕人”。而在中國，打造一個科學合理的科研評價體系更顯迫切--對剎住中國科學界的歪風，提高創新效率，成就中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至關重要。在上海市科協最近主辦的“2014科研評估體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共同為中國科研評估體系和投入體系把脈。

 

　　科研價值觀“偏離”

 

　　一個好的科研評估體系不僅有利于科技的發展、科學家的成長，還有利于教育的發展，乃至全人類的發展。反之，則會影響科學研究的價值觀。而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還不能稱之為“好”。

 

　　目前，中國的科研評估往往與論文發表情況、項目的成果產出和科研人員的收入直接掛鉤。這易導致科研人員偏離原本的研究目標。而且，科研人員很難從一個項目上獲得足夠的經費來完成一個課題，所以他們需要多頭申請項目，來“養活”課題。

 

　　中國科學院管理創新與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李曉軒說：“這造成了科研人員太過忙碌。”--忙著發論文、找項目，甚至托關系。

 

　　太看重“大人物”、“大項目”，是上海科技大學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庫爾特·維特里希為中國科研體系指出的弊病。“這使已有過一些成就的科研人員壟斷了大量研究資金，而且科學家們也會一味地追求大項目、大資金，忽略了科學研究本身的意義。”他用自身經歷說明，并非只有大項目、大基金才能帶來大結果--他獲得諾獎的成果，就是在一個非常小的實驗室里做的一個非常小的項目。

 

　　發現“有潛力的年輕人”

 

　　“科研的評估是很復雜的體系，因為科學是真理，很難用數據衡量。我認為最需要改變的，是科研評估必須關注未來，關注年輕人，給他們更好的成長土壤。”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趙東元教授在研討會上的話引起了共鳴。

 

　　“我們現在享有的科研成果和社會發展，來源于過去對科研的投入，而我們當下的投資，也會在未來得到收獲。”李曉軒說。近年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已經設立了青年基金、優秀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等，為初出茅廬的年輕科學家提供更多機會，但這還遠遠不夠。

 

　　上海紐約大學副校長汪小京稱，將高影響力的論文發表作為科研評估標準，在過去曾經給中國的科學發展帶來很大推動作用，但在中國科研整體有了比較大的發展時，這一標準已經不再完全適用。他認為，應該為有發展前景的項目，以及有科研潛力的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支持，“要選擇那些原創性的人，但如何建立科學的標準去發現他們，還需深入探討”。

 

　　求解“世界性難題”

 

　　雖然，與成果、論文掛鉤，導致了科研評估的功利化傾向，但離開這些“功利的指標”，又如何衡量一個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評價一個科學家是否優秀?

 

　　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研究、創新與技能處主任戴維·斯維尼說，科研評估給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帶來的壓力等弊端并非中國特有，而且這種壓力可能會造成部分科研人員行為不端，但管理者必須努力去堵住這些漏洞。

 

　　英國的科研評估和投資體系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相對科學的，這一體系使英國獲得了大量的諾貝爾獎，在論文的引用頻次上達到世界第6名。但英國仍于今年對他們的科研評估和投入體系進行了改進，因為“簡單地量化考核，或者過于狹隘地將科研成果定義為對現在經濟價值的影響，這使科學家們不再為了好奇或者是追求卓越的科學而研究”。戴維·斯維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何建立一個好的體系，英國與中國一樣，也在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