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長苗圩:減少檢驗檢測認證費用事項
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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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制造業:供給側改革主戰場
專訪工信部部長苗圩:以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為出發點,引導社會投資向制造業的薄弱環節傾斜,補短板、增后勁。
今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也是落實《中國制造2025》的關鍵一年。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從全球看,全球制造業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此背景下,中國需要找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形成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重點在制造業,難點在制造業,出路也在制造業。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對《中國制造2025》進行全面解讀時,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表示,在全球制造業的四級梯隊中,中國處于第三梯隊,而且這種格局在短時間內難有根本性改變,中國要成為制造強國至少要再努力30年。
面對差距,中國該如何迎頭趕上? 經濟新常態的壓力下,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該如何優化制造業發展環境?近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苗圩表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總攬全局、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創新,也是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
由大變強的歷史跨越
《財經國家周刊》: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加快制造強國建設有何重要意義?
苗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總攬全局、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創新,也是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
首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應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主動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在不久前召開的G20工商峰會上指出,創新是從根本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當前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日新月異,將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從這些年我國制造業發展實際看,本輪產業變革的重心就在供給端,實質是通過制造模式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轉變,提高供給對需求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為此,世界各國都在加大戰略布局力度,全球范圍內產業升級步伐明顯加快。適應國際形勢新變化、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培育國際產業競爭新優勢,提高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
其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大舉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以增速換擋、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為特征的新常態,同時也進入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201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合8016美元。從國際經驗看,我們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能否培育一批具有競爭優勢的主導產業,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競爭優勢的骨干企業,能否持續提高供給體系的效率。我們必須順應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加快推動制造業結構調整和提質增效升級,培育形成新的發展動能,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持續發展。
再次,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破解制造業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建設制造強國的必由之路。回顧新中國成立60多年,前30年大體上解決了制造業從無到有的問題,又用30多年解決了制造業從小到大的問題。當前,我國制造業仍然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比如,一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我們還要下大力氣去產能,與此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這些矛盾和問題突出表現在結構方面,而且主要在供給側方面。制造業是各類資源要素最集中的領域,無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必須強化創新的引領作用,通過優化要素配置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推動制造業邁向中高端,實現由大變強的歷史跨越。
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
《財經國家周刊》:《中國制造2025》是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三步走的第一步,也是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落實《中國制造2025》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何重要關系?接下來工信部將重點推進哪些工作?
苗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給我們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指明了方向。
貫徹落實《中國制造2025》,推進制造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要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首先,著力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尸企業”,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
一是著力化解過剩產能。產能嚴重過剩是我國制造業“供給側”最大的問題,也是造成供求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加大政策力度,制定實施煤炭、鋼鐵等重點行業分業施策專項方案,引導過剩產能主動退出。加快建立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法律責任追究機制,從制度層面確保產能過剩行業不再重復上新的建設項目和產能擴建。同時,還要輔以相關的兜底政策,妥善解決長期積累的職工安置、生活保障、債權債務等突出難題,使過剩產能加快退出。
二是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是化解過剩產能的牛鼻子,是繞不過去的坎,是必須要做的手術。處置“僵尸企業”要按照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的要求,通過兼并重組、破產重整、破產和解、破產清算等途徑,平穩有序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
其次,補齊創新能力、質量品牌和工業基礎短板,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
一是著力增強制造業創新能力。重點是打造以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為核心載體的國家制造業創新體系,改變當前創新資源和創新力量分散斷裂、各自為政的狀況,消除從實驗室產品到產業化之間所謂的“死亡谷”,提高關鍵共性技術供給的有效性。6月30日,首家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動力電池創新中心正式掛牌成立,國務院領導同志專門作了重要批示,年內我們爭取再建成1-2家。
二是加快提升產品質量品牌。加快國內質量安全標準與國際標準并軌,組織攻克一批長期困擾產品質量提升的關鍵共性質量技術,著力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及一批國內著名品牌,努力提高中國制造的質量水平和品牌美譽度。近期,國務院專門部署了消費品工業“三品”專項行動,圍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支持企業提升技術研發和創意設計能力,開展國際對標和產品品質對比,培育和宣傳“中國品牌”,努力提升品種豐富度、品質滿意度和品牌認可度,以適應消費升級的需要。
三是夯實工業基礎。圍繞《中國制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開展重點領域“一攬子”突破行動、實施重點產品“一條龍”應用計劃、建設一批產業技術基礎平臺、培育一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集中成體系地解決一批標志性的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先進基礎工藝的工程化和產業化,從根本上解決工業“四基”能力薄弱問題。
引導社會投資向制造業薄弱環節傾斜
《財經國家周刊》:從長遠來看,中國需要通過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才能不斷維持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優勢。除了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以外,還有哪些工作需要推進?
苗圩:還需要推進以下兩方面工作:
一方面,有效降低企業綜合成本,釋放微觀主體發展活力。
一是降低要素成本。加快發展技術市場,健全知識產權創造與保護機制。鼓勵發展互聯網金融、眾籌眾包、金融租賃等新型融資方式,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同時,還要在提高工業用地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下功夫,進而降低我國制造業的綜合成本。
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今年國務院再次取消、停征和整合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并正在研究進一步的降低稅率措施,各地方政府也清理規范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企業稅費方面負擔將進一步減輕。
三是降低制度性成本。圍繞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優化監管服務流程,落實優惠政策,開辟綠色通道,減少檢驗、檢測、認證等各類收費事項,加強監督檢查和問責,為企業降本增效擴大空間。
另一方面,推進制造業和互聯網深度融合,化解供需結構錯配矛盾。
一是加快實施智能制造工程。從2015年開始,工信部啟動了智能制造試點示范專項行動,已有110個智能制造試點項目入選。2017年將進一步擴大范圍,在全國推廣有效的經驗和模式。
二是發展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重點是支持企業利用互聯網解決市場供需信息不對稱問題,使生產系統與供應鏈系統、電子交易系統無縫對接,實現零庫存、零浪費的精益生產和精準供給。
三是支持大企業利用互聯網開展“雙創”基地建設。鼓勵有條件的制造企業建設互聯網“雙創”平臺,匯集創新資源,利用創客空間開展產學研用合作和網絡協同制造,帶動中小企業參與供應鏈協同創新,建立資源富集、創新活躍、高效協同的“雙創”新生態。
《財經國家周刊》:無論是供給側改革還是落實《中國制造2025》都需要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導,鼓勵企業在制造業領域的創新發展。如何轉變政府職能,優化制造業發展環境?
苗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改革”,實質是通過改革促進資源有效配置,推動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對制造業領域來講,改革的重點是:
一要深化要素領域改革,完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通過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加快人力資源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以及煤電油運等要素市場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要素市場價格的干預,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調控作用,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激發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資本進入制造業的積極性。
二要繼續推進“放、管、服”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減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環節和關鍵一招。按照國務院部署,繼續深入推進“放、管、服”,注重上下聯動,不斷提高制度供給的質量和水平。特別要針對民間投資、非公經濟、中小企業面臨的“玻璃門”、“彈簧門”等問題,著重解決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問題。同時,要補齊事中事后監管的短板,掃盲區、消隱患,更加注重改進對企業的服務。
三要統籌五大政策支柱,實施精準的產業政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通過科學搭建、組合運用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五大政策支柱,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今年以來,工業經濟運行中的地區、行業分化現象進一步加劇。不同行業、地區遇到的困難有共性的原因,也有個性的因素。這需要我們更加注重因業施策、因地施策,特殊情況下還要因企施策。按照國務院要求,近期我們連續出臺了有色、建材、消費品等行業分類施策的意見,積極推進汽車等行業指導性文件的制定。下一步,將推動產業政策由選擇性、傾斜式政策向普惠性、功能性政策轉變,注重產業政策與財稅、金融、環保、國土等政策的銜接配合,不斷強化對制造業發展的支持。
不能忽視對需求端的引導
《財經國家周刊》:有評論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是為了釋放需求端潛力。對此你有何看法?
苗圩:在供給側發力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對需求端的引導,要注重通過消費結構升級帶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要著力引導社會投資需求,以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為出發點,引導社會投資向制造業的薄弱環節傾斜,補短板、增后勁。要著力開發居民消費新需求,培育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等高端、綠色、健康的社會消費觀念和消費需求,倒逼企業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要著力拓展國際市場需求,創新產品、質量和服務,在鞏固傳統比較優勢的同時,更加注重培育新優勢、開拓新空間。總之,要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更好地服務制造強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