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常州外國語學校學生疑似中毒事件引發社會關注。記者調查發現，常外周邊“毒地”在修復過程中因操作不規范和監管不力，發生了“二次污染”。

 

　　據了解，常外周邊“毒地”原是化工廠，因工廠有污染氣味太大，遭到周圍居民投訴，政府下令搬遷。2011年6月前，位于該地的原常隆化工等企業已完成搬遷。

 

　　不過，污染企業搬離，“毒”卻留了下來。2011年3月至5月，受常州市新北區政府委托，原常州市環境保護研究所對常隆地塊內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況進行了調查和風險評估。結果表明，常隆地塊土壤和地下水環境污染較重，用于商業開發的環境風險不可接受，必須對污染場地實施修復。2012年3月批復的《江蘇省常州市高級中學新北校區新建工程》環評報告，也提到了相鄰地塊是“毒地”，存在人體健康風險和生態風險。

 

　　記者調查發現，常州受污染原化工廠地塊修復過程中，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沒有如期完工。據了解，常州受污染原化工廠地塊修復工程方為常州黑牡丹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而作為相關地塊土壤修復工程方案的設計指導單位，常州市環科院原本預設去年6月完成土壤修復，但由于接收污染物進行無害化處理的水泥企業不能正常生產，修復沒有明確時間，相關部門并未就這一變化做相應預案。

 

　　第二，沒有按方案操作。常州市環科院院長徐圃青說，在修復的過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本應按照相關部門出具的方案進行封閉操作，結果卻露天作業，相關環境風險沒有把控。黑牡丹公司項目負責人李飛承認，他們并沒有采取鋼結構封閉措施，只蓋了薄膜。

 

　　浙江大學空氣污染與健康研究中心專家堯一駿分析，在常外周邊工業污染場地修復中，無論是原計劃將污染土壤挖出移走的異位修復技術，還是后來直接在污染場地進行土壤覆蓋的原位修復技術，只要操作規范，并且經過專業的評估和驗收，技術層面都是可以實現污染土壤修復的。

 

　　但從目前掌握的信息看，該地塊在修復中，沒有使用大棚全覆蓋來隔絕翻出污染土壤釋放出的污染物，這是非常不規范的。同時，污染修復沒有完成，常州外國語學校就已搬過來，顯然不合程序。未加封閉的土壤修復現場，顯然會對學校人員構成嚴重威脅。

 

　　此外，在常州“毒地”事件中，“二次污染”檢測標準缺失問題表現尤為明顯。“老百姓反映有異味，去現場檢測結果卻是達標的。”新北區環保局一位副局長表示，如果把老百姓的人體感知度比作“民標”，他認為國標與“民標”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

 

　　該局長稱，目前國內的檢測手段與國際先進檢測手段有差距，基層的檢測力量更是跟不上，檢測設備落后。化工企業產生的特征污染物太多，很多的確都不在國家標準檢測范圍之內。

 

　　常州市新北區環境監測站站長王淑媛也表達了目前基層環保部門的“無奈”。她說，發現問題只能依靠現有標準來評價，沒有標準的問題或現象則無法給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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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多地存化工污染地

 

　　實際上，在全國各地，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城區規劃調整，不少城市老化工廠搬遷新址，留下不少廢棄“毒地”。

 

　　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2014年4月聯合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披露，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化工、礦業、冶金等行業的工業廢棄地是受污染典型地塊之一。在調查的81塊工業廢棄地的775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34.9%。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發生曾參與主筆《中國污染場地的修復與再開發的現狀分析》的研究報告。報告中稱，按照主要污染物的類型來劃分，中國城市工業污染土地大致可以分為：來自鋼鐵冶煉企業、尾礦的重金屬污染場地;來自農藥等化工企業的持續性有機污染物污染場地;以有機污染為主的石油、化工、焦化等污染場地;電子廢棄物污染場地。總體上化工企業有毒有害的物質要多一些。

 

　　浙江大學空氣污染與健康研究中心專家堯一駿表示，來自毒地的氣態污染物，在極端情況下可能產生急性健康風險。而在更多情況下，會由于長期暴露在低濃度污染中產生慢性健康影響，這意味著人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患上惡性疾病。

 

　　據悉，目前，我國對于土壤污染的防治還沒有一部法律，相關的工作也很分散。專家們建議，應盡快出臺避免對周邊環境“二次污染”的相關措施，被稱為“土十條”的《土壤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行動計劃》應盡快實施。

 

　　李發生表示，修復一噸污染的土比處理一噸污染的水，價格可能要高出上千倍。受地方財力的影響，有些地方只能量入為出地控制污染土地的環境風險。建立費用合理分擔的多方籌資機制，解決污染土地的修復治理問題，是保障土地可持續利用的重要政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