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2日，奧巴馬提出了癌癥“登月計劃”，將精準醫療、個性化醫學或癌癥醫學推向了另一高度。事實上，精準醫療是一個美好的愿景：即能詳細讀取腫瘤患者的缺陷，并開發出靶向缺陷的新一代藥物，醫生給患者最有效的治療方案。

　　使用新型靶向藥物如厄洛替尼(erlotinib)和西妥昔單抗(cetuximab)治療攜帶特定遺傳缺陷的腫瘤患者已慢慢成為現實。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精準醫療不再是什么革命性的概念：長期以來醫生能夠給患者提供各種測試，并使用測試結果來指導如何治療。

　　但受癌癥影響的人都知道，我們今天使用的各種測試與治療都遠稱不上完美。盡管平均存活率持續上升，但醫生也不能保證病人一定會對給定的藥物起反應或保證能完全治療癌癥。因而，仍然還有太多的“碰巧”和太多的“觀望”。也許精準醫療是一場更細化的革命——逐步走向更有效、更有針對性的藥物時代;更少的不確定，有更準確的治療，最終更好地照顧患者。

　　那么我們要如何走向精準醫療?日前，英國癌癥研究中心Charlie Swanton教授、 Fabrice André 教授及法國IGR癌癥中心(Gustave Roussy Institute)Jean-Charles Soria教授討論了醫生和研究人員在走向精準醫療過程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并闡述了直通精準醫療面臨的四大關鍵挑戰。

　　挑戰一：哪些分子是我們應該檢測的?

　　大量的病人數據分析表明腫瘤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基因畸變，稱為變異，但實際上只有少數變異是推動疾病增長的燃料——即驅動突變，其余的變異似乎只隨著腫瘤的增長而積累，可稱為腫瘤的“過客”。

　　精準醫療的第一個關鍵挑戰是從成千上萬的突變中找出腫瘤驅動突變。這是個相當棘手的挑戰，尤其是當發現一種腫瘤的驅動基因可能是另外一個腫瘤的“過客”。因此競相開發能準確區分驅動基因的程序成為了熱門話題。英國癌癥中心Nick McGranahan博士說，“這不會那么簡單，因為我們還沒有確定所有可能的癌癥基因。”

　　但這是個需要盡快滿足的挑戰：如今有成千上萬個針對特定突變的藥物試驗，而驗證這些藥物是否能在實踐中有效需要大量的臨床試驗，且倫理上來說招募志愿者來進行藥物有效性試驗意味著這藥物要第一時間對他們起效。

　　挑戰二：試驗性治療方案對給定的病人是否有效?

　　精準醫療面臨的第二大挑戰為醫生對給定的試驗性治療效用性的置信水平。例如實驗證明靶向BRAF基因缺陷的藥物vemurafenib可有效治療晚期黑色素瘤，且目前被納入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但它對其他類型的癌癥如何呢?在實驗室中BRAF突變驅動的直腸癌似乎對該藥物也敏感，但當用于臨床患者時，該藥物卻只對少數患者有效。

　　Andre教授建議制定國際通用的分類系統，讓醫生和患者理解所制定的治療方案是否能起作用，他說，“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根據癌癥臨床效應將不同的突變體分類，這不僅能幫助醫生做出更好的決策，也可助于做出更好的臨床試驗設計和解釋。”臨床研究人員需要更加準確地了解突變體如何分類以及它們靶向的目標。

　　挑戰三：我們應該采取哪種測試?

　　如今繪制一個癌癥基因組比任何時候都快，分析技術統稱組學技術——可分析患者腫瘤樣本的RNA或蛋白質等分子水平。然而，盡管測序技術迅猛發展，價格逐漸變低，但測序產生的大量復雜信息仍需要專家進行解釋，且耗時也比較久。

　　在實驗室中，這些技術已改變了研究者對癌癥秘密的探索能力，但在臨床上，患者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等待耗時數月甚至是數年的數據分析。因而精準醫療面臨的第三大挑戰是如何開發可靠、高效、準確的分子測試，且病人可負擔得起并能常規使用。這意味著需要理清檢測的是什么以及為什么做這種檢測。

　　挑戰四：方法分散(基因測序平臺多樣化帶來困擾)

　　精準醫療面臨的第四大挑戰是世界各地發展起來的各種方法。一些研究者認為目前多種不同基因測序平臺對精準醫療的管理產生不利影響，并對此表示擔憂;目前美國不同研究中心都在競相開發各自的癌癥測試方法，導致檢測方法的標準化和監控變得非常困難。隨著醫療供應變得越來越分散，精準醫療的管理越來越難。 Vall d’Hebron腫瘤研究所Jordi Rodon教授說，“要實現精準醫學，需要多個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探討，因此我們需要大家將挑戰拉到同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