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初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指出，推動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提高產品和服務標準是關鍵，必須著力改變目前一些方面存在的標準管理“軟”、標準體系“亂”和標準水平“低”的狀況，并明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之后，國務院印發《深化標準化改革方案》，進一步明確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改革要于法有據，這些舉措要真正落到實處，必須加快《標準化法》的修訂步伐，為改革鋪平道路。

　　解決“軟”，強化統一是關鍵?，F行《標準化法》在總則中明確了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但在實施條例中，又規定了例外條款：“工程建設、藥品、食品衛生、獸藥、環境保護的國家標準，分別由國務院工程建設主管部門、衛生主管部門、農業主管部門、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組織草擬、審批;其編號、發布辦法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制定”，這就削弱了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的統一管理職能，為“軟”埋下隱患。此外，實施條例還進一步規定，“法律對國家標準的制定另有規定的，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這也使得《食品安全法》頒布后，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對食品安全標準的管理只剩下了編號一項職能。

　　標準的本質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從而達成的統一規定。當前，很多重要領域的標準被所屬主管部門所“壟斷”，客觀上造成了分割和封閉。同時，作為全國標準化工作的總協調者，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只是一個副部級參公事業單位，在協調一些重大標準時，必然缺乏底氣，“硬”不起來。因此，在新的標準化法中，需要進一步強化標準化主管部門的統一管理職能，或是在國務院層面成立更強有力的標準化辦事機構。

　　解決“亂”，推進整合是核心。我國的標準體系沿襲了原蘇聯的做法，分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四級，其中國家、行業、地方三級標準都是由政府主導，計劃經濟色彩濃厚，沒有充分發揮社會和市場的力量。反觀歐美等發達國家，主要依靠政府授權和社會力量來建立和完善標準體系。

　　現行的標準體系層級多、數量多、管理主體多，難免造成標準之間的交叉重復矛盾，整合勢在必行。2013年，農夫山泉“標準門”引發口水仗，就是由地方標準與國家標準之間的矛盾沖突造成的，品牌形象受到巨大沖擊。

　　要實現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整合現行各級強制性標準，在涉及公眾利益的健康、安全、環保等領域建立統一的強制性國家標準”，需要通過壓縮標準層級來實現，逐步取消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這一措施必須通過修法予以明確，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否則面對各行業部門的群雄割據，這種整合將會阻力重重。

　　解決“低”，團體標準是出路。標準水平低，主要是指標準的技術指標低。當前，我國國家標準制定周期平均為3年，遠遠落后于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在信息技術等領域，有時候標準還沒來得及更新，產品已經升級換代了。在一些領域，考慮到我國產業發展實際狀況，標準因為“國情”而被調低。我國的標準整體水平不高，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占國際標準總數不足1%，“中國標準”還沒有真正實現走出去。

　　探究其原因，在我國目前的四級標準體系中，除去企業內部適用的企業標準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都是由政府主導制定的。政府主導制定的標準是所有相關企業都應當遵守的最低要求，具有一定的法規和規范屬性，必須嚴謹和慎重，還要兼顧不同企業的發展水平，因此這些標準的出臺周期相對較長、技術指標相對較低。

　　提高標準水平，需要讓“聽得到炮聲的人來指揮戰斗”，而“聽得到炮聲的人”來自社會和市場，就是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到的“學會、協會、商會和產業技術聯盟等社會組織。這些組織主要由行業內的領軍企業和先進力量組成，他們制定的標準可以更快更好地反映產業發展的現狀，引領產業發展的方向。這樣的團體標準，有利于調動這些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有利于精簡標準制定環節、壓縮標準制定周期、提高標準制定效率，有利于更好地發揮行業領軍企業的帶動和示范作用，反映行業發展的趨勢和水平。

　　然而，現行的四級標準體系并未包括團體標準，只有通過修法才能為團體標準正名，才能更好地促進和規范團體標準的發展。

　　(藍麒,中國特檢院)